1968年,《台北人》这本小说集悄然问世,迅速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关注。此书不仅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,还荣登了“五四”以来中文小说百强的第七位。深入阅读后,读者很快会发现,《台北人》的作者白先勇,具备着一颗敏感细腻的心,同时,他的创作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。白先勇的身世复杂多彩,他不仅是一位具有文学才华的作家,更有着特殊的家族背景——他的父亲白崇禧,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中,桂系的重要领袖之一,被人们誉为“小诸葛”。
正是因为白先勇所处的家世与身份背景,他对祖国与家族的情感也自然与众不同。白崇禧出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。1911年,年仅18岁的他毅然决然地从笔端转向战场,秘密加入了广西北伐的敢死队。直到1937年白先勇出生时,白崇禧已经成为民国政府中的一位风云人物。此时,白家全员生活在广西桂林的白公馆,每天大门迎客,家中进进出出的不仅有亲朋好友,还有不少政要。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八个孩子,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,六岁时由于患有肺结核,他被医生建议隔离开来,以免传染给家人。肺结核在那个时代被视作极其可怕的疾病,老一辈人甚至认为,患上此病的人是“累赘”。于是,白崇禧果断决定将小白先勇单独安排在白公馆后面的山坡上,给他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养病。
展开剩余78%孤独的生活对于年幼的白先勇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。每到夜晚,他常常站在窗前,远远地看着院子里兄弟们的嬉闹和热闹的灯光,那种无比孤单的感觉成为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。或许正是这一段特殊的经历,塑造了白先勇性格中的敏感与内向,也让他在10个兄弟姐妹中成为父亲最不被关注的那个。尽管如此,白先勇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,他开始把心思寄托在书本上,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中,他逐渐形成了对学问的浓厚兴趣,并将读书作为他生活中的唯一慰藉。
1944年,战火逼近,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。七岁的白先勇和母亲一起带着家族成员匆忙逃离家园。当他们坐上逃难的列车时,白先勇从车窗望出去,看到美丽的桂林已变成一片火海,故乡的山水景色瞬间消失。车厢在不断地停顿中,带着白家几十口人从重庆、上海到南京,在这一过程中,神奇的是,白先勇的肺病奇迹般地得到了治愈。病愈后,白先勇更加发奋图强,他广泛阅读,涉猎书籍种类繁多,从国文、英语到数学、物理,甚至还读起了如《红楼梦》《蜀山剑侠录》等文学作品。
在这一时期,白先勇深受家族历史的影响,也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1948年,解放战争进入尾声,白先勇一家决定定居香港。四年后,他们迁居台湾。身处动荡的环境,白先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独特身份,甚至开始将自己与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相提并论。少年时期,由于父辈的庇护,他享受过人间富贵。然而,随着国民党政权的不断衰败,曾经令日军闻风丧胆的“战神”白崇禧,也被蒋介石排除在外,家道中落,特务的严密监控成为了日常。
在台湾的生活没有改变白先勇对学问的渴望,1956年,他从台湾建国中学毕业时,曾立志为祖国的三峡大坝建设贡献力量。1957年,他转学至台湾大学,专攻外语与英国文学。1962年,白先勇准备前往美国深造,但就在出发的前夕,他的母亲突然去世,而父亲则因病显得虚弱不堪。1963年,白先勇背起行囊,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征程。离别之际,白崇禧父亲的眼中饱含泪水,目送儿子远去。三年后,白崇禧因病去世,白先勇虽然深陷学术追求,未能亲自见父亲最后一面,但他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减弱。
父亲去世后,白先勇的创作迎来了全新的高峰。他的代表作《台北人》出版并取得巨大成功,紧接着他陆续创作了《孽子》《纽约客》《芝加哥之死》等作品,逐步成为文学界的重要人物。白先勇的作品,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感相结合,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然而,在长时间的海外生活中,白先勇逐渐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归属感缺失,这种情感的空虚促使他走访祖国大陆。1986年,他的姐姐白先慧回到了祖国,几年后,在姐姐的鼓励下,白先勇也踏上了回乡的道路。当他站在熟悉的桂林白公馆前,那些曾经的回忆似乎一瞬间都涌上心头,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白先勇此后频繁往返于海峡两岸,致力于弘扬昆曲和中国传统文化。晚年,他写下了《父亲与民国》一书,记录了父亲白崇禧的传奇一生,并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未来振兴的深情期许。2017年,80岁的白先勇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桂林,品尝着记忆中的米粉,感慨万千。他表示:“尽管我走遍了世界各地,但从根上,我始终是广西桂林人。我希望将我的一些资料分享给这里的乡亲们。”白先勇的一生,虽然四处漂泊,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。
白先勇,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,他在艺术创作上取得的成就,甚至超过了鲁迅、张爱玲等文学巨匠。他的伟大之处,不仅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,更在于他把振兴中华民族的愿望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。希望他健康长寿,常回家看看,因为他的愿景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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